□张梦新
转眼间，我们作为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毕业已经40周年了。这期间，每一年都发生很多事，或可喜可悲，或可赞可叹，于我而言，最为难忘的是年。
张梦新 毕业照
年，杭州大学正在迎接国家“工程”预评审，沈善洪校长提出“博士工程”，希望教师积极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时任新闻系党总支书记的我面临迅猛发展的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深感形势逼人，责任重大，内心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愿望被强烈激发。因为我觉得这无论是管理工作的需要，还是对我个人业务水平的提高，继续充电深造都显得分外迫切。年春天进入杭大中文系读书时，我已年过30，而年我已47周岁，评上副教授也已四年。这个年龄要“自讨苦吃”去考博，无疑将面临人生又一次重大的挑战。
因为我是“双肩挑”干部，既要搞管理，全面负责新闻系的政治思想与党建党务工作，又要承担新闻系新闻、广电、广告三个专业本科生的“古代文学”课程，指导新闻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此外，还有函授大专和专升本的课程，工作量已经非常饱满了。如果再要去考博、读博，担子将势必更为沉重。
另外，当时我慈爱的老母亲患了白血病，医院住院治疗，作为在杭三兄弟中的长兄，我自然负有更多的伺候与照顾责任。正在我思前顾后犹豫不决之际，我母亲坚决支持我去报考博士研究生。母亲年毕业于湘湖师范，从事中小学教育30多年。她一生严于律己、乐于助人，对学生充满关爱，对子女更是严格要求，总是鼓励我们积极上进。文革期间，她送我和弟弟去黑龙江支边插队；恢复高考，她又鼓励我和小弟弟考上了大学。当知道我的思想顾虑后，母亲又一次给了我鼓励和支持，让我不要担心她的病情，要抓住考博的机会。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父亲，是老家富阳岭下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他也鼓励我努力成为家庭中第一个博士生。我爱人则更医院的送餐和护理，让我可以专心备考。
正是在我父母和家人的全力支持下，我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充分利用晚上、节假日积极备考。数月间，废寝忘食地复习了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和外语，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和学术论著。由于自己毕竟是六六届的高中毕业生，当过中学老师，又在杭大教了十多年的古代文学，所以专业基础还是比较扎实的。虽然我报考的导师徐朔方教授一向要求严、试题难，但是我还是以罕见的高分被徐先生录取。我以为这是亲人们的鼓励给了我力量，是母亲以她的爱心和呵护庇佑我成功。当我把杭大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交到躺在病床上的母亲手中时，母亲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拉着我的手，连声说道：“好，好，好！”
年的母亲节是个星期日，医院陪伴母亲，非常意外的收到了《钱江晚报》记者送来的一束鲜花。我把鲜花放在了母亲病床旁的床头柜上。至今我也不明白，究竟是因为我是新闻系的老师，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幸运地收到了这束鲜花，反正当时我就想，这束花来得太及时了，因为这鲜花正是我这个儿子应该送给母亲的母亲节礼物。
年6月11日，也是一个星期日，医院陪伴母亲。下午3时50分，母亲靠在我身上，听我在给她读《钱江晚报》上的新闻，听着听着，她就这样突然悄悄离开了我们。她走得是那么平静，那么安祥，仿佛睡着了一样。我知道，母亲是放心地去到天国的，她看到他的儿子考上了博士生，也看到他的孙子成为了大学生（我儿子年已录取杭大新闻系），她是怡然幸福地走的。
在母亲的遗体告别会上，灵堂前悬挂着我写的挽联：“风木悲深椎心未尽思亲痛；蓼莪哀切泣血难偿哺育恩。”
回望年，真是大喜大悲：我以47岁的“高龄”，创下了当时杭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最大龄考生的记录，并开启了专业与学术研究的新起点；但是这一年我也失去了最爱我亲我的慈母。这以后，我努力像母亲一样为人师表，热爱学生；也努力向我的导师徐朔方先生等老一辈学习，刻苦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第三年，我评上了教授，并在年获得博士学位，告慰了我的母亲。
本人只是杭大中文系77级人中的普通一员，但是姜亮夫先生为我们77级毕业时的赠言“敬业乐群，自强不息”将促使我这匹驽马奋力前行。
张梦新 近照
张梦新
杭大中文系级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新闻系党总支书记、杭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首任党委书记、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院长等职。退休前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浙江省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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