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青年人的职业倾向和社会需要之间的脱节现象似乎有了某些缓和。尽管有百分之八十的中学毕业生打算继续升学，但他们的就业指导依然采取了比较现实的态度。
社会学家菲利波夫（Filipov）指出，如果说六十年代末高等学校乃是位于普通学校之上的、分科最多而又最精细的、具有很大吸引力的、进行专业训练的上层建筑的话。
那么从七十年代初期起，已经改善了的职业技术教育系统部分的中等专业教育系统在这一方面就越来越多地成为高等学校的“对手”。
八年级学生愿意在职业技术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继续受教育的人数显著增加了，从而降低了愿意在中学九、十年级受教育和以后升入大学的人数。
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高年级学生的职业选择和实现自己生活计划的程度，大都决定于社会条件，特别是决定于父母的普通教育水平。
父母的教育程度愈高，其子女在中学毕业后打算继续学习的可能性就愈大，这种打算就愈可能实现。
同时也应该指出，大部分情况下，男青年生活计划实现的程度高于女青年。
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男青年善于周密考虑现实情况，还是由于他们具有巨大的坚定性，或者只不过是由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许多大学从男女青年的特点出发，宁愿招收男生？直到现在这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就业指导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在心理学中对这个问题有三种主要的理论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个性品质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不变性，而人活动的方法和成果就是由这些个性品质决定的。
这里强调指出两个方面，一个是把最适合于某种工作的人挑选出来，另一个是把最适合于某一个人的个性品质的工作挑选出来。
第二种观点认为，能力是按照一定的目的形成的，可以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使每一个人形成所需要的品质。
这两个观点虽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它们表述出来，但它们在方法论上却有一个共同的缺点：
都把个性和劳动活动看作是互不依赖的，彼此对立的因素，其中必有一个因素从属于另一个因素。
可是也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根据苏联心理学中所采用的意识和活动统一的原则推断出来的，即有可能指望形成个人的活动方式。
这种概念以克里莫夫（SuleimanKerimov）所表述的下述前提为基础：
1.承认有一些稳固的、实际上不是通过教育形成的个性（心理）品质，这些品质对于活动的成功具有重大的意义。
2.适合于职业活动条件的各种方案，在执行这些方案时所用的方法可能各不相同，但最终的效果（劳动生产率）则具有同等的价值。
3.依靠练习或利用别的能力及工作方式来补偿的办法，就有克服某些能力弱点的广泛可能性，提高对准备措施的注意力和预见性，就能够补偿慢的反应速度。
人可以有意地使活动多样化，如改变行动的程序，或想象物体在改变着颜色，或者认为物体也有灵性等等，通过这些办法也能够补偿在单调状态下积极性的下降。“
4.在能力形成时必需考虑到个人的个性特点，亦即除考虑外部条件（实物环境和微观社会环境）外，还要考虑发展的内部条件。”
职业辅导对选择职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件困难的事，它要求认真准备。虽然现在很多城市都设有辅导站，但显然是不够的。
绝大多数高年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然地选择职业的。在舒伯金（ShuBojin）的新西伯利亚的研究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叫做“预言者的价值（Thevalueoftheprophet）”。
它的内容是：春天，在中学毕业之前，让十年级学生说一说：他们认为自己不久的将来是什么样子，挑选什么职业，将在哪儿工作或学习等等。
同样的问题向全班同学（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已的每个同学做出预测）、教师和家长提出来。
半年之后的秋天，社会学家们才弄明白：实际上毕业生变成了什么样子，并且计算出每组“预言者”（毕业生本人、同班同学、教师和父母）所“打出”的分数是多少。
结果是，同班同学的预测最准确，教师和父母都不是好的“预言者”。
职业自决的关键因素有三个：一个是实现职业选择的年龄，另一个是年轻人所了解的信息的水平，第三个是他的抱负水平。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职业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和长期的过程。问题不仅在于这个过程要经历一定的时间，而且它的各个阶段具有连贯性。
发展心理学家普遍认为，高年级学生在做出职业自决时有拖延情况，是由于缺乏明显和稳定的兴趣所致。这种拖延现象通常与青年的行为和社会定向尚未成熟有关系。
如果回忆一下，职业自决是成熟性、“自我”的坚定形象和自尊心等等的主要成分之一，那就可以完全明了上述情形了。
父母（特别是知识分子家庭常常如此）想借助于直接的心理压力（“唉！你什么时候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啊！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来加快和加强这个过程的企图。
通常只能产生相反的结果，引起孩子们的不安心理，有时还会使他们拒绝作出任何自决，根本不愿意选择什么东西，失掉各种嗜好等等。
这里只能给他实质性的帮助：在整个学习期间适时地扩大儿童的视野和兴趣，让他熟悉各种活动和实际参加劳动。
虽然通常认为，过早的职业自决是一个良好的因素，但它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少年们的爱好常常制约于偶然的和情境性的因素。
少年们只是面向活动的内容，而不注意它的其他方面（例如，地质学家要半辈子在勘探队里度过；要津津有味地学习历史，但你如果不想作一个学校教员，那么应用这个专业的可能性就很有限等等）。
而且职业界也象其他各界一样，在学生看来，泾渭非常分明：在“好的”职业中一切都好，在“不好的”职业中一切都糟。
选择的绝对性以及不愿意研究别的方案和可能性，往往成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成为一种逃避折磨人的顾虑和犹豫不决的手段。将来，这就可能导致失望。
不应忘记，过早地确定职业常常是与不富裕的家庭条件、学习成绩不良以及足以降低选择的自觉性和志愿水平的其他消极因素密切地联系着的。
高年级学生了解未来职业和自己的水平都是非常重要的。
男女青年对自己将要选择的职业界和各种职业的具体特点了解得很不够，以致使他们的选择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这种对职业无知的状况甚至在大学生时代还保持着。
列宁格勒的大学生在回答里索夫斯基（Risovsky）所提出的“你们是否了解你们将来的职业活动的性质、内容和条件？”这一问题时，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三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
人在选择职业时年龄越小，他就越可能不是独自选择的，不是在它的价值观系统的基础上完成的，而是按照某人的提示和在信息不充分的基础上完成的。
选择职业反映着个人的一定的抱负水平。它包括评价自已的客观可能性（儿童时代没有学过音乐的人，就很难考入音乐学院）和评价自己的能力。
此外，不了解自己对职业提出的要求水平对他也有影响。15-17岁的男女青年的抱负水平过高。
这是正常的，甚至是有益的，因为它能激发青年人上进和克服困难的精神。
如果青年的抱负水平很低，特别是什么都不想争取，只满足于唾手而得的东西，其结果一定很不好。
但是怎样才能避免由于生活上开头几步的失败（例如考不上大学）而受到的创伤呢？
对于竞赛失败的某些青年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挽敦的大灾难，他会认为自己的一切生活计划都垮合了等等。
这些体验容易理解，许多人都曾遭受过这种失败。但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凡是认真努力求学的人，都能或早或迟实现自己的生活计划。
根据瓦西里耶娃（Vasilieva）的资料，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十年级学校的毕业生很多都经历过再分配：
例如，年毕业的中学生只有百分之五十四考入了高等和中等专业学校（包括面授、夜校、函授等），而五年以后，定考取的人已提高到百分之八十八。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坚持最初所选择的定向。人们的年龄内越大，所拟定的生活道路越多，从而也改变着他们的生活的方向。
凡是想报考并且已经考入大学的人，最初是很满意的。
但是那些在选择职业时没有充分考虑过的人，以后经常发生困难：有人学习跟不上，也有人不满意自己的专业，还有人怀疑自己所选的大学是否对。
B·T·里索夫斯基（Risovsky）调查过大学生（调查了列宁格勒四所大学，俄罗斯共和国九所大学），问题是：“如果让你重新选择职业，你是否还选择你现在的专业？”
结果有三分之一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或者不肯定的；在某些大学中作肯定回答的人数还不足一半。
而且在高年级，不满意自己所选专业的大学生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例如，有的大学的教学水平低，发现了未来专业的某些缺陷，而学生以前没有把这些缺陷看出来等等。
许多人的不满意在实际工作中会逐渐消失。但是在年轻专家的工作上还会遇到新的困难。
有的人担负不了重要的责任；反之，有的人则发现，职务上的要求明显地低于他所受的教育水平等等。
总之，“大学”的发展方案绝对不是没有矛盾的。
青年对于自己生活道路的选择，不仅取决于个人的主观因素，而且受到了过去的教育、社会环境和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
B.H·舒伯金曾指出，除了我们自己选择道路外，道路也在选择我们。根据个人所走的生活道路，就可以辨别出他的价值观的定向（其中包括他对教育的态度）如何。
在工作的人们中间，占优势的意见是，教育的意义在于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利益。但他们当中持怀疑论调的人很多，他们认为，教育只不过是赶时髦而已。
因此，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开始考虑对专业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保证和提高个人今天的、现实的社会地位，这就会影响到对不同职业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