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创业每天都很苦,但老板天天在那里考虑

来源:正和岛标准

华为公司顾问田涛在年至年6年时间内,对华为上至高层下至普通员工共几百人进行了访谈,集结成了一部《华为访谈录》。

本文节选自《华为访谈录》中,田涛于年两次与曾任华为副总工程师、市场部副总经理的曹贻安的对话实录。正和岛经作者和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被访谈人:曹贻安-年在华为工作曾任华为副总工程师、市场部副总经理

访谈人:田涛著名管理学家、华为公司高级顾问

乌耀中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我进了一家“渔民”办的企业

田涛:曹总是华为研发早期的主管,这些年转型非常成功,画油画,小提琴也拉得非常好。

曹贻安:我是在年苦日子出生的,一出生身体就不好,医院几乎要下病危通知。医院跑,有一次全身出血点,发烧、昏迷,医院发了病危通知,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我妈在床边哭,好像还围着一圈病友。

上小学赶上“文化大革命”,我根本不爱看书,一看书就犯困。我们是属于不爱看书的一代人,写作上的基本功也是很差的,尽管我们凭着自己的小聪明能够理解和领会很多东西,但就是没办法表述出来。

因为从小身体不好,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每天早上5点爬起来跑步,跑完步再打会儿篮球,然后去食堂,把一家人的早点买回来。下午放学回来还要洗菜做饭,我妈回来就是炒一炒菜。我从小就必须要做家务,要自己管理自己,所以我的动手能力可能是比较强的,包括当时学拉二胡、小提琴,上手也很快,都可以达到上 奏的水平。

乌耀中:你从小就学了这些乐器?

曹贻安:对,学习《赛马》《梁祝》这些名曲。后来我拿起一些乐器,什么单簧管、萨克斯、古筝,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演奏简单的独奏曲。

田涛:他(指曹贻安)的高尔夫球打得非常好,70多杆。

曹贻安:我最好打过69杆。

田涛:60多杆啊?

曹贻安:家里的奖杯多得都没地儿放。在体校打篮球也是一样,5个主力,4个进省队,我是个子太矮了,进不了。但我当时的身体素质很好,1米77的个子还可以扣篮。我做什么事情都很投入,做交换机也是一样。我没有上过正规大学,是北京邮电大学函授毕业的。

田涛:但是学的通信?

曹贻安:是的。我年中学毕业后就下农村插队,国家恢复高考以后,准备考大学了,然后开始学习,在农村也只能自学。我爸在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工作。我们家祖上是书香门第,太爷爷是教私塾的,考中过秀才,在唐生智的军队中担任过参谋。我爷爷是湖南大学毕业的,他自己说是曹植的后代,他和田汉是好朋友,属于出口成章的人。

……

田涛:这种家庭氛围对你以后有很大的影响?

曹贻安: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是函授毕业的,我的父亲对我说:“你到长沙市邮电局来工作,不用参加高考,有函院,你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

因为邮电局在那个年代是非常好的单位,别人想进也进不去的,所以我就没去考大学。进了长沙邮电局以后,我就考了北京邮电大学函授分院。当时长沙邮电局的局长、总工程师都是函院毕业的。函院学生是边学习边工作,在校生主要是培养学习能力,但在工作中你知道你想要什么,所以反而是函院的学生动手能力更强一些。

田涛:大学刚刚恢复,各个学校师资也不够,甚至连桌椅板凳都不够,所以那个时候函授大学,包括电视大学很流行。

曹贻安:北京邮电大学的函授在“文革”前就一直有,邮电系统很多领导都是函院毕业的,所以我父亲不让我去考大学,我是没进过大学校门的。

乌耀中:函授也要读几年吧?

曹贻安:6年。

乌耀中:算下来学习时间也不短了。

曹贻安:6年以后也只是给一个函授大学毕业的文凭,北京邮电大学校长签发的,不会给学位。我当时在长沙邮电局进的是最好的科室——传真室。那个时候传真机是很牛的,可能一个银行就一台。当时从日本买回来的传真机坏了,我还能修。后来长沙邮电局引进西门子的交换机,一万门的,安装的机房比这个房间还大好几倍。一万门的网络配置2.4m×0.9m的机架,十几个机柜。

长沙邮电局派了很多人去德国、法国学习,他们基本上都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当然也有函院毕业的。他们最关心的是怎么样配置交换机数据,但是并不知道这些板子是干什么用的,人家也没给图纸,只有胶片,一张图纸可能有好多胶片,他们是不会去看这些胶片的。我跟他们的关系还可以,就把这些胶片全部复制成小图纸了,所以我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

田涛:这些胶片的文字全是德文?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曹贻安:我不看文字,只看图。在一个大厅里,把小图纸放在地上一张张拼起来,这样才能完整地看一块电路板图纸,然后我再研究逻辑关系。当时到什么程度呢?交换机随便拔出一个板子,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实际上,我也没学过交换机。后来,我和另外一位同事一起承包了一个叫邮电四厂的工厂,是做摩托车配件的。

田涛:这是哪一年?

曹贻安:大概是年吧,我们是第一批出来的,承包邮电四厂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交换机,但它是做摩托车配件的。总厂做交换机,但也不会给我们承包,就给我们一个株洲的小分厂。我进长沙邮电局的时候学过半年的钳工,车床、冲床我都懂,去到工厂,摩托车配件我也能做,我们做的是摩托车液压减震器。

我定生产任务的时候,工人说:“啊?不行,不行!”我说:“你下来,你看我做。”我操作下来他们也没得说了,只能按照我们定的那个量来做。开始我们做出了布控电子交换机,也去开了局。但我们还是想做程控交换机,就凑了几万块钱到深圳来买芯片,香港人从口袋里掏出几个芯片给我们,几万块钱就买了几个芯片。这样能做出交换机吗?不可能。

所以我们就商量,是不是找一家别的公司做。那时候我们看过西门子、阿尔卡特的交换机,国内九江电子、邮电部十所(邮电部第十研究所)的交换机也都看过,我们就找到在深圳做交换机的长虹去应聘,他们说:“我们是国有企业,进人指标很难搞。蛇口好像有个叫华为的,是渔民搞的,他们属于个体户,可能有需要。”我们就这样找到华为,这是年。

不让做数字交换机我就辞职

田涛:你刚进华为时有几个人?

曹贻安:没几个人。当时华为在代理鸿年的交换机,郑宝用改进了鸿年交换机的功能,所以销路比别的代理商要好。

田涛:可以根据客户的需求做改进。

曹贻安:必须得佩服郑宝用,两本那么厚的说明,他半个月搞定,就完成功能改进。

乌耀中:那这个还叫鸿年吗?还是叫华为?

曹贻安:还是卖鸿年的机器,只是做了一些小改动。后来华为自己开发产品,但那个设备设计上有问题,老掉话。我们来的时候,老板就说:“煤是洗不干净的,你不是牛吗?那你就去洗煤吧。”

我们就被发配到西乡,张建国是主管,他安排我们维修一堆电路板后就走了,我们大概半天时间就修完了。后来没事干,我们就去装洗澡用的热水器,切管、攻丝,再装上。看到门也是破破烂烂的,我们就重新做了个木门。

我们是没事找事干,自己开玩笑说,跑到华为来干水电工、木匠了。刘平后来写文章说我原来是生产线上的一个工人,实际上我没有当过工人,也没有进过生产线。

田涛:早年进来的人,有技术背景的都去做维修工程师,或者叫维修工。胡厚崑也是这样,可能刘平就理解成做工人了。

曹贻安:后来郑宝用安排我们优化那个设备。有一天,郭平又碰到掉线了,他过来找莫军去研究,我才知道那个设备打着打着电话会常常断线。

田涛:那是第一款设备?

曹贻安:对,四十几门,一个小盒子,做总机。

田涛:那是谁做的?

曹贻安:好像是郭平、莫军、张建国做的,郑宝用是总工。这个设备老掉话,当时我到华为没多久,当然他们也不会咨询我的意见。那天郭平特别兴奋地跑进来说这件事,我没事干,就让莫军把他的图纸给我看了看,我告诉他,在某个地方加一个钳位二极管,就不会再掉话了。加完以后,果然再也不掉了。

当时莫军就说:“老曹,还是你厉害啊!”我一直想做数字交换机,他们做的是模拟机。郭平、莫军、杨明峻做的HJB48是模拟用户交换机,郑宝用、徐文伟、聂建林做的JK是农话(农村电话)交换机,也是模拟的,两方同时在做。HJB48做出来以后,一年的销售就全靠它了,因为鸿年的饭是吃不了了。

田涛:年的时候,鸿年就不怎么给设备了?

曹贻安:不怎么给了。为什么老板会有忧患意识?因为当时每一年有没有饭吃都不知道。我进华为时就想,只要能赚到10万块,我就走人,就退休。

田涛:每个人都这么想?

曹贻安:嗯,每个人都这么想。当时的收入全在公司,股票、工资、奖金都是白条。配股都是看着你的收入配的,你的账户上有多少钱,他就给你配多少股票,反正你别把钱拿走。

有些员工会想,是不是公司明年没有饭吃了,我的钱就都变成纸了。每年都会有很多人离开公司,就是马上兑现股票就走人了。

这中间有很多很厉害的人,像聂建林,他是做JK交换机的,徐文伟负责硬件,他负责软件。他负责的软件可以一个礼拜开通,可以打电话。他可以用二进制来编整个程序,任何一款设备,包括我们的绘图仪出现问题了,他都能修,非常厉害,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毕业的。他走的时候,传说老板要送房子什么的,他都不要,就要走。

田涛:那个时候兑现股票、带现金走的人有多少?

曹贻安:反正好的、能干的人大部分都走了,包括做测试的,测试是我们中试中心的前身,研发出来的板子要做一些设备来测试,才能批量生产。最早搞测试的人叫周继国,他以前在一个研究院做机器人。

田涛:那个时候做机器人的很少。

曹贻安:他做出来后,看到自己有十几万的收入,马上兑现钱走了,去新加坡了。

田涛:这些人后来你有没有联系?

曹贻安:没有联系,走了就走了,那时候通信也不发达,不像现在有手机。包括聂建林,也没有办法联系,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每个时期会有每个时期的困难,但老板带着大家最终都能闯过去,包括HJD48销售、JK出来补上农话交换机销售,同时我们08机也在做。刚开始因为郑宝用在做JK,没精力做其他的,所以不怎么同意做08机,不管我怎么说,如果他反对的话,是做不成的。

当时郑宝用在老板心里的地位是谁都可以走,郑宝用不能走。因为老板骨子里是喜欢博士的,对教育背景很看重。

田涛:对教育背景很看重?

曹贻安:后来我手下也有很多博士,包括郑树生、乔小平,老板是打心眼里喜欢的。至于我,他在员工大会上唯一说过一次,“曹贻安是属于自学成才的,以后要把他送到美国去学习”。

所以当年我申请做08机,郑宝用不同意是做不成的。年终市场部的人回来,老板安排我们做研发的给市场部的人讲讲课,我就讲了一下数字机。

我说:“我们为什么要做数字机,数字机简单地说,并不复杂,就像一层窗户纸,你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觉得非常神秘,不可碰。一旦抹抹口水,往里一看,原来不过如此。”然后我就走了。

市场部的人就找老板:“曹贻安说了,数字机就是一层窗户纸,我们为什么不做?”第二天又到讲课的时候,因为没见我人,当时老板桌子一拍:“曹贻安干什么去了?扣他的奖金。”有人说曹贻安辞职了。

我当时去了珠海,邮电部十所的人介绍我去找珠通,我问他们愿不愿意做数字交换机,人家说做啊。回来就办辞职手续,我记得老板的脸当时特别白,对我说:“曹贻安,纪平那里有个入深圳的户口指标,你去找她。”直接跟我说这一句。

田涛:那时候有户口指标可真是不容易。

曹贻安:那时候户口比较诱人,我是工人嘛,公司也小,几乎没有指标。

田涛:民营企业,政府也不会给多少指标。

曹贻安:他说:“你去找纪平吧。”这才同意做08机,但让我到16栋8楼去做,不在公司弄。

田涛:就是让你单独搞一个小特区。公司那边大家都在做模拟,反对做数字机。

曹贻安:要是老板不下这个决心做08机的话,我肯定会走,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要做数字机。

田涛:是他认识到这个趋势了?

曹贻安:是不做真的不行了。老板总说邮电部的一步到位是错的,但大趋势就是这样,邮电部部长都发话了,要一步到位,各个省都在喊这个口号,如果还抱着做JK空分机,肯定是死路一条了。

田涛:实际上是市场已经有这种强烈需求了。

曹贻安:已经有强烈需求了,那些办事处主任回来都在叫唤,销不动啊。

田涛:还是来自客户需求。

曹贻安:我当时跟老板说:“你投资50万,我给你做个门的数字交换机出来。”他说:“你研制出来以后,我给你扔到海里去,你50万能做成啥?我要的是一流的设备。人,我一个没有,你自己从全国招;钱,你不用操心,公司会想办法。”

就这样我从一个人开始做这个项目,后来招了李学峰、任于胜、易兵等人。我们一起去了邮电部十所,听他们讲门交换机的课。在课堂上,还有其他几家邮电企业的人。我注意到其他厂有技术好的人,就琢磨着怎么动员过来。后来动员了毛生江、杨汉超过来。

当时他们住招待所,我们住宾馆,我们每天晚上可以吃羊肉串,喝啤酒,聊天,他们很羡慕这种生活,就被我们挖过来了。

田涛:毛生江是说你天天请他们吃夜宵,喝啤酒,其实就是在游说他。

曹贻安:游说了3个人,来自不同的厂家,我们觉得就这3个人技术还算可以。课堂上一交流就知道谁行谁不行,不行的人叫他过来也没用。

乌耀中:当时开发团队有多少人?

曹贻安:有20多个人,后来不断地补充。

乌耀中:从开始到做出来,整个花了多长时间?

曹贻安:一年半左右。

乌耀中:完全做好?然后就开始卖了?

曹贻安:实际上只用了一年多就开局了,门局用机和用户机是两个部门做的,分开的。

田涛:但是如果晚一点就拿不到入网证了。

曹贻安:我们真的是最后一批拿到入网证的,后来邮电部就关闭发入网许可证,因为太多了。

田涛:你们做的交换机与西门子做的交换机有很多技术路径上的不同?

曹贻安:西门子设计的东西是属于它的年代,芯片的技术是日新月异的,几年的时间就发展得非常快。一个万门网络,我用最新的技术做出来,只有两个抽屉大,而他们的得要十个机柜,谁的东西好,一目了然。

我们要做农话,农话的环境非常差,防雷设施是必须的,但他们的万门交换机是放在大城市的,尤其是在欧洲,外部环境设计是配套的,在欧洲用起来没问题,但如果放在我们的农话里,肯定不行。

田涛:适用不同的市场、不同客户的差异化设计。讲讲你们当时研发的一些场景,比如加班?

曹贻安:就像大学一样,反正大家都在一起,很明确,各干各的板子。也没有任何人说不想加班的,因为每个月都在调工资,跟你的实际利益是挂钩的,你做得好,下个月就真调了。

当时公司楼下有个证券公司卖股票,是排队的,排队的怕插队,都是抱着的,我们连上班都挤不进来,上班要越过抱着排着队的人,但我们没有一个人去买股票。

田涛:当年就没有一个人去买股票?

曹贻安:没有,根本就没有眼红过。你们赚你们的钱,你们发你们的财,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任何人去过问这些事情,不然我们怎么能一年多就可以开局了呢?

田涛:你们大概一天工作多长时间?

曹贻安: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田涛:每天?

曹贻安:没有什么工作多长时间的概念,反正爬起来就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就去干活,困了就睡一下。

田涛:周末呢?

曹贻安:没有周末,没有这个概念。

田涛:那个时候的人际关系怎么样?

曹贻安:互相之间都好,哪怕是跟JK的人。因为大家都在公司,所以我们真不觉得有什么“垫子文化”,是真就觉得公司舒服。因为要我回到农民房,没有空调我难受,在公司有空调,睡桌子底下比回家睡舒服。

大家一上班把我弄醒,我刷个牙,洗把脸,吃个早餐又开始工作了。没有任何人刻意叫我们来加班,真正做研发的人不在乎上班时间,能做出东西来是有成就感的,当时如果能够做出来在国内就属于比较先进的,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田涛:没有强制性加班?

曹贻安:没有。你不加班,你偷懒,去交女朋友也可以,没关系啊,没人拦着你,只是下个月工资就没见你涨,别人涨了。

老板的理念就是不让雷锋吃亏,假积极一辈子就变成真积极,这样也杜绝了很多人打小报告。你咬嘴巴没用,打小报告没用,我就假积极。

田涛:天天假积极就变成真积极了,也不容易啊。

曹贻安:如果你在,他们就加班,你不在,他们就不加班,那没问题,你天天在啊。

田涛:这就是论结果。我晚上9点在北京研究所跟员工聊天,一个办公室大多数员工都在工位上,大都是85后、90后的,说回去一个是路远,一个是外面雾霾严重,公司环境这么好,也没有雾霾,办公室有空气净化器。当然重要的是,“我手里的工作没有干完”。

曹贻安:也干不完。确实是东西晚了就没饭吃了,没有办法开鉴定会就不能销售了,必须得越快越好。大家天天都在这里做,你要是拖了后腿,自己都觉得不舒服。

田涛:听说早期很多很聪明的人都走了。

曹贻安:有些能干的人走,是想自己干,把技术带走了。但是他的副手、团队已经掌握了这些技术,所以对公司的影响不是很大。做电源的是陆东文,你别看他像个粗人一样,实际上是很细的。他整一个散热器的流向,就是抽一口烟再吹一下,然后抽一口烟再弄一下,他可以琢磨一晚上,不动。

田涛:不是靠仪器?

曹贻安:不是靠仪器,散热气体的流向他是靠吹,用人来吹一晚上。那个时候仪表仪器也没有那么先进,所以有一些设计只能想办法增加一点变化。当时研发人员实际上是自己的头儿,就像研究“两弹一星”的人一样,没有谁压你,老板只管加工资。

我把万门机的方案交给了李一男

田涛:早期这个行业,比如说程控交换机,巨龙公司的老板邬江兴是什么情况?

曹贻安:邬江兴带着我参观过他的机器。

田涛:他是发明人吗?

曹贻安:对。

田涛:他是“中国大容量交换机之父”,这是公认的。

曹贻安:对,他是第一个做出万门机的,邮电部十所只做出了门。但是他的软件继承性不好,只掌握在几个人手里,他又没有编制来招大量的人帮他往下做,所以有用户提出问题,希望增加功能等,都满足不了。

田涛:编制问题是国有企业的共同特点。

曹贻安:是,他没有办法大量招人,只能招一些学生来帮帮忙。

田涛:华为为什么能把继承问题解决好?你看你手里有那么多的技术。

曹贻安:我们在公司内是共享的,软件模块化,可以像芯片一样,通过模块组合就可以实现新的功能。

田涛:为什么华为当时能做到共享呢?

曹贻安:用芯片的概念管理软件的思路是老板提出来的,他也没有深入研究这些东西,只是觉得你们这些软件为什么不能做成像芯片一样的模块化,把这些模块拼一拼,又产生新的功能。

田涛:把软件模块化这个思路今天都是新的。

曹贻安:当然。我们实际上一直在摸索,怎么把软件管理真正做成模块化,这是很难的,费敏他们当时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田涛:有没有像国企一样不愿意共享的?

曹贻安:没有。

田涛:早期就能做得到?

曹贻安:这些东西本来就是大家一起做的。

田涛:本来就是一起协作做的?

曹贻安:对,没有让你一个人包着做,当然也有例外,比如JK的软件就是聂建林一个人做的。

田涛:像这种情况在中国,包括民营企业也很难做得到,就是研发上,大家一开始就是协作。

曹贻安:邬江兴做的04机,我全都明白。但我们做门的模块是没有选择的,必须要做出来,这样08机才能向万门机或者十万门,往更大的容量上走。

实际上中国没有任何人懂这个东西,邮电局是肯定不懂的。所以当时我说要做万门机的时候已经是不可能了,因为内部的阻力已经非常大了。实际上我离开研发的时候,08机已经可以开局了。我是做硬件总体的,不做软件,开局的时候更多要调的东西是软件,不是硬件,硬件在做生产的时候已经过关了,该测的、该调的已经过关了。开局的时候实际上要调的就是软件,跟别的机器的配合。

毛生江是做软件的,我把项目经理的职责交给毛生江,然后跟老板提出去做销售。我离开研发之前做了一件事情,我说我们一定要做万门机。万门机的模块实际上已经做出来了,但是网络和操作系统还有问题。我们用的小操作系统是邮电局十所的,只能用到门这个模块,用到万门机的时候,这个操作系统支撑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招人就有意识地招在操作系统上有能力的。我有一个完整的硬件方案,但是软件的配套跟不上是不行的。当时招的几个人,有一个是刘平,还有一个是李一男。

田涛:刘平、李一男都是你招的?

曹贻安:对啊,李一男是郑宝用推荐的,刘平是我在的时候招进来的。刘平的工作非常明确,就是做操作系统这一块。李一男也是,他进来以后我没有让他干别的,也是做操作系统。

只有这一块跟上去,软件才能支撑万门机那么大的一个实时操作与控制系统。硬件方面,也就是万门机的网络构成方案,有复杂的整体方案和很多图纸,我完完整整地给了李一男,当时他刚从学校毕业,实际上对交换机还什么都不懂。

田涛:学的也不是通信。

曹贻安:他学光电的,根本就不懂交换机,所以我要完完整整地告诉他万门网络应该怎么构成,应该怎么做,我也极力推荐他来做万门机的项目经理。研发技术发展确实是日新月异,我本身就有缺陷,没上过大学,英文很差,快速了解国外的新技术有困难,没办法继续做技术研发,所以我很清楚我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我觉得门能开局了,万门机网络架构我也跟李一男说清楚了,就走了。当然,这件事情只有李一男和我知道,我只有一个手写的方案给到他,其他人并不清楚,人家可能认为那是李一男的,因为没有写一个曹贻安的名字在上面。

年年底、年年初的时候,电信总局的钱总,一个非常牛的人,一般是请不动的,还有个黄处长,两个人从国外回来路过深圳,老板不知道怎么把他们给请来了,请来就说:“曹贻安,赶快给讲一下,我们的数字机是怎么回事。”我就开讲了,当时老板、郑宝用都坐在下面。

这次交流了很长时间,04机、5号机(美国朗讯的5ESS交换机)、EWSD(西门子的一款产品),他们问得很细,细到这个东西怎么实现的,交换到哪个地方,因为他们是做引进的,钱总又是电信总局的总工程师,是电信这个口在技术上最权威的人。

我说04机达到万门以后,再往上扩的成本会成几何级增加,它的拓扑结构使得再增加门,马上就要增加一个乘方的数量,再增加门又要增加一个乘方的数量,达到万门以后的成本会很高,而且实现起来也很困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采取其他方式。我们的方案综合了5号机和04机的优点,达到比较大的容量的时候,成本还是能控制得比较好。所以,方案上比这两个都领先。

田涛:这个想法是怎么产生的?

曹贻安:就是对比。钱总对老板说,他们搞了10年的交换研究,还不如华为两年的成绩大。他知道我们刚搞。

田涛:业界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

曹贻安:做不出来,04机做成这个样子已经很牛了。后来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把方案完完整整地给了李一男,给他讲透了。那时做大型交换机的厂家也很多,我们实际上是最后一批赶上的,再往后邮电部就不给发进网证了。老板要是不做那个决定的话,不让我单独找个办公地点去做,我们就赶不上了。

我之所以把万门机方案交给李一男,也是因为其他人都抽不开身,张云飞、白志东、唐新兵等,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只有李一男是招进来以后,我让他做操作系统,他可以空出来。而且下一步万门机的操作系统很重要,如果操作系统过不了关,等于整个控制系统没有解决,光逻辑上走得通也是没有用的。

田涛:李一男当时是主导万门机的吧?

曹贻安:门是我主导的,我做项目经理。万门机的项目经理是李一男,他是做数字机出来的,对这一摊慢慢就很了解了,做硬件的做硬件,做软件的做软件,项目做起来对整个公司的技术都会很了解,再主管这一摊肯定没有问题。反正不行也有老板支持,你总能管好。

田涛:万门机我一直认为是李一男自己做出来的,公司内外很多人到现在还是这么认为的。

曹贻安:是他领导做出来的,我不争这个功劳,没有意义,给钱的是老板,他愿意给钱我就愿意做。后来我只是告诉老板,08机报奖如果没有我的名字,我做市场销售的时候,恐怕说服力不够。

老板这才说:“怎么搞的,他们忘了吧?”就把我的名字加上了。当时是我给了李一男万门机设计的总体方案,很厚,自己写的,因为我当时做完门,就是要准备做万门的。

田涛:其实就是架构。

曹贻安:对,网络是怎么构成的。因为门的模块已经有了,对怎么把门、门叠加上去,以叠加到万门,叠加的网络思路我是有的,只是操作控制系统、软件系统没有。所以要李一男、刘平做大型、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否则光有这个理论没有用。

公司没人能做总体设计,我属于歪人。当时有一个信令板,刘启武做了一段时间后还没有通,我问他怎样了,他说差不多了,只是有一大段编码不知道是什么,我说你查查是不是十三折线码,他回去一看,果然是,马上就理通了。

田涛:可能是因为当时这些人虽然学历很高,但都不是学通信的,郑宝用不是学通信的,李一男也不是,真正学通信的可能就你了。

曹贻安:我是北京邮电大学函授分院的。

有一些是从少年班招来的,他们去美国是很简单的事情,当然也有人做了一段时间去美国了,后来还是觉得华为好,就又回来了。

田涛:这也是太可惜了,当年智商那么高的一群少年,几乎都没有冒出来,在各个领域都没有,不只是在华为。

曹贻安:唯一一个是李一男,干得名声大一点。公司也有北京邮电大学毕业的,包括杨明峻、袁曦,但他们说北京邮电大学的只能做开局维护,反而我们北京邮电大学函授分院的能做研发。

田涛:这个很有意思。第一,学通信的人少;第二,学的都是学校的东西。

曹贻安:学校的理论加上实践维护经验,包括上海贝尔的机,我都很清楚,所以我才能做总体设计。其他人都是各负责一摊,做某一块板,只有做软件才能接触到总体思路,但是他对硬件又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原理、概念。

总体架构做完以后,大量是软件开发工作,但是我的软件能力比较差,编不了软件,只能看懂图。我也不会英文,没办法接触那些新的软件。所以说,我做硬件做到一定的技术程度后,就会被自然淘汰,只能做销售了。

田涛:华为08机产品的起步就是从你这儿开始的。

曹贻安:我只是说08机。每个时代都会有那个时代的一拨人,后来的无线,包括余承东他们做的产品,我们根本就一窍不通了。

做技术销售没有人说得过我

田涛:你是主动跟老板提出来去做销售的?

曹贻安:是我主动提出的。我不是被别人从研发赶走的,而是本来就已经可以交班了,因为交换机总体设计做完了,每个人的板子分完了,接下来主要就是软件调试,我不做软件的。

田涛:市场部经理当时是谁?

曹贻安:纪平,或者是江西生,我只管技术交流,老板也知道,去哪儿做技术交流都会带上我。当然,要见政府官员的话,会带着乔小平,乔小平是博士,他任何的名片上都印着工学博士。我们毕竟是民营企业,我很理解老板,出去没有高学历的支撑的话,政府不会相信你。

但只要碰到技术交流,老板就会叫上我。或者哪个单攻不下来,老板也会叫我。哪怕就是公司开的会,类似于今天公司EMT的会,他都会说:“曹贻安,你去吧!”他知道我是一名福将,哪单搞不定,我去了说不定就能拿下来。

原来卖用户交换机,你只要跟宾馆、单位打交道,现在要跟邮电局的人打交道,邮电局的人是懂技术的。那时候我们的销售队伍,胡厚崑在湖南,王诚在黑龙江,潘峰在长春,苏伟在沈阳,纪平管沈阳,山东是李利,他们要做局用机的销售确实很难,因为人家的交换机都已经在那里用着了。

我在主动提出来做销售以后,就到库房把交换机搬出来。一年下来,除了西藏和台湾,其他地方我都去过,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要飞四个城市。

在交流的过程中,我基本上是把样机搬出来,然后对着板子讲。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找一个很好的地方去做交流,因为人家不来。邮电局的人是很牛的,你得在人家开会的时候拉着他们。你主动做一个技术交流会请他们来,几乎没人来,因为他们有得选择,不缺你这个,尤其是空分交换机,他们那时候已经要数字机了,你还去卖空分的,没有什么特点。

我去哈尔滨开农话会的时候,和另一位同事一起,就这么一个人一个人地拽,这个农话会开完,我们一走,就卖了将近三千线。当然,任何人都不会说是你们推销的功劳,而会说是自己销售得好,我们也无所谓,用不着跟别人去争这个功,我们只是做技术销售、技术支持的。

那时候我抓住的就是3点:一是我们的用户板抗雷击的能力很强;二是电源抗波动;三是我们的信令系统可以过渡到以后的数字系统。农话对防雷系统要求较高,因为在城市避雷系统比较好,雷电对交换机影响小,但是农村、乡镇就不行了,避雷系统差,所以我说我们产品的避雷系统好、电源系统好,多大的波动都可以承受。那时候,陆东文他们搞的电源也是一流的。

田涛:华为当时的市场是乡镇,西方公司的设备都不愿意下乡,都在城里,本来也短缺。农村的自然环境比较复杂,比如说响雷,还有农村电力不稳定。所以华为当年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公司,是根据客户的场景,响雷多,避雷方面你就得去研究;电力不稳定,你得在电源方面要比较厉害。

曹贻安:他们的机房条件本来就很差,做到这两点解决了他们的大问题,他们才敢试用一下。在交流过程中,孙亚芳看到了,她当年是管培训的,招了一帮新进来的人。她就发现我每一次讲得都不一样,我是完全针对客户来讲的。

邮电局的人都很牛,他们自己技术很强,你跟他们沟通,要针对他们强的东西,要超过他们,他们才服你。每一个人的强项还不一样,交流的时候根据不同人的强项重点进行互动。

所以我们那时候主张的交流是,不要说太多的大话,不要老说我的有多好。我看你书上写郑宝用说“老板会吹牛,我比老板更会吹牛”,在公司说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对客户说的时候,客户是很不舒服的。

田涛:所以当年客户不见得欢迎像他俩这种性格的人?

曹贻安:我不说别人的避雷做得不好,我只说我的避雷在哪些方面加强了改进,能适应这种条件。用户会自己判断哪个好,他觉得你说得有道理,就可以试一下。

孙亚芳听过我几次交流后,就说:“曹贻安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但是她说这样不行,因为她下面带着一堆培训的,他们不是做设计、研发的,没有这个底气。所以她就主张,把我说的做成胶片。

田涛:最早是用幻灯片去交流,背景是这样开始的?

曹贻安:幻灯片我原来也听过,因为之前看西门子的材料用的也是幻灯片,就是微缩胶片。孙亚芳当时就说这些东西不错,一定要把她的那堆弟子带出来,就搞了一堆的幻灯机,天天在公司模拟讲,我就听,然后指导。慢慢开始,我们分头到各个地方做技术方面的销售,原来基本上是靠喝酒。

田涛:这大概是哪个年代?

曹贻安:年。我做销售是没有人能说得过我的,因为我是做研发的,我到任何电信局去,任何总工都说不过我。

举个例子,像汪世昌,他很牛,去德国学习过半年,去法国学习过一年,在长沙电信局技术上算是一流的。他当时调到省里管技术,我去请他做技术交流,他说:“老曹,我给你个面子吧,我去5分钟,后面我有事,要离开。”我说:“没问题,你只要去一下,就表示对我们的支持。”

后来他去了,一直到我讲完他都没有走,因为他在我这里听到了他不懂的东西,比如我们的设备是怎么设计的,西门子是怎么设计的,我为什么强。最后他只说了一句,“老曹,没想到,你就出去两年,太厉害了”。

不一样嘛,我是开发交换机的,你是应用交换机的,你肯定是搞不过我的。原理上大家差不多,但我设计的产品是更适合我们市场用的,我去做推销,客户肯定会更喜欢我的设备。

我曾经去打一个市场,在门口敲门,管农话的小科长一开门,说:“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华为的。”他一句话就把我骂出来:“你乱敲什么门?不能到办公室去找我吗?”但你去办公室他也不见你啊。

田涛:你是敲他家的门?

曹贻安:实际上我可以打着我父亲的名义找他,我父亲当时是这个省劳资处的处长,但我没有。我就上他家去敲门,没关系嘛,你把我轰出来,骂就骂两下,然后我们还在门口。

他骂完,关上门又打开,可能觉得不好意思,然后说:“明天办公室找我。”我们第二天到办公室,他这才听我们多说了两句。他听我一说,就同意搞技术交流。

每到一个小市场,我就带着办事处的人,慢慢做技术交流,只要你愿意跟我交流,我就有办法,就有信心打开销售。你不见我,不愿意跟我交流,那就没有办法。

田涛:从关系营销发展到以技术和产品引导。

曹贻安:因为华为原来是卖用户机的,用户机的客户不太懂技术,比如机关、宾馆等。大酒店肯定是用西门子的设备,你只能做些小宾馆,人家开宾馆肯定是主业,做小交换机肯定是副业,基本不懂技术,我们就是靠喝酒。像潘峰、王诚,人家说:“这单你做不做?你不喝我就走人了。”潘峰就喝掉,喝下来他就吐血。

田涛:潘峰现在离开了?

曹贻安:还在。那时候卖小交换机就全靠喝酒、关系,技术含量比较低。突然要销售局用交换机了,我们的销售人员就变弱势了,毕竟你跟邮电局打交道的时候,是和设备的管理者打交道,而不是使用者。而且人家都已经有产品在用着了,你不能说人家用得不好。

田涛:不能说竞争对手不好?

曹贻安:你不能说他原来用的交换机不好,你这样说等于是打他的嘴巴。

乌耀中:对,他选的。

曹贻安:他选的,是有传承的,用这个厂家的设备,要扩容等,一直就这么用下来。就像老板原来在湖南说过一句话,“你这个一步到位是不对的”。一步到位是副局长提出来的,这相当于打了他的嘴巴,所以他说:“你们那个胖子我们不欢迎,以后不要到湖南来。”

田涛:早年他们把任总叫作“任胖子”?

曹贻安:所以说你不能拼命地说别的产品不好,因为那就是他决策的。这跟小交换机不一样,小交换机买下来就完了,买的人可能早走了,换一下也就换一下,没多大事儿。

田涛:也就是说,其实早期5年完全是关系营销,年以后慢慢变成技术营销。

曹贻安:早期是代理的,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田涛:产品也不是你的。

曹贻安:JK是个空分机,天生有缺陷。实际上推JK我是违心的,因为我刚研发出08机,但是没有办法,设备全在仓库里面,生产了那么多,得销出去。

田涛:JK最后成本收回来了没?

曹贻安:那没问题,那一阵子销量还是很大的。一个交流会下来,王诚马上一个月就销了几千线。那时就可以看出,以技术为主去打动客户的话,是会启动这个市场的。再加上我们的售后服务也很好,有任何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人就上去了,不计成本,这是我们售后服务的特点。

JK市场打开后销得不错,但是有一块芯片换了之后,一打雷设备就时好时坏,因为模拟是信号都在芯片里头走的,不像数字机已经处理成为数字信号,这一下子就又卖不动了,真的是明年的饭又不知道在哪儿了。当时采购的时候换了一家厂家,那家的芯片质量不行。

田涛:国内厂家还是国外厂家?

曹贻安:国外厂家,只不过换了一家。可能因为它想进入我们的市场,在价格方面就优惠一些,它可能也不知道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一个雷下来把芯片打得时好时坏。这一下市场就完了,好在08机后来开局成功了,马上就转销08机。

田涛:那时候08机一年能给公司带来的销售额是多少?

曹贻安:那段时间几乎所有销售都是靠08机来做的。首先是做专网的时候,当时我们三个人,乔小平博士,还有尚晋华,我们三个人销售的交换机数量大概是全国办事处里最高的,包括万门机,也是我们在石油和铁路专网最早开通的。后来局用万门机也是我去销售的,在云南。

田涛:市场部大辞职的时候你在吗?

曹贻安:市场部大辞职有个“烧不死的鸟是凤凰”行动,我在。那是我做专网销售的时候,我当时已经是公司做销售最好的,一年销售一个多亿,第二年老板就要我销售50个亿。

田涛:你当时销售1个亿,第二年老板要你销售50个亿?

曹贻安:嗯,50个亿。

田涛:这是哪一年?

曹贻安:年吧。

田涛:就是你那个专网?

曹贻安:是,他就让我销售50个亿。我心想:“任胖子,你又瞎搞,我怎么能销售50个亿啊!”

田涛:什么产品?

曹贻安:专网,什么都销。铁路、石油、联通,都属于专网。第二年他说50个亿的时候,我就直接跟老板说干不了,我就交给丁少华了。

田涛:他当时做了多少?

曹贻安:做了20多个亿吧。

田涛:那也了不得了。

曹贻安:要把一个市场从没有到拱开是最难的,一旦拱开了,华为做销售、售后服务的人是有优势的。我们是儒雅的销售,不是江湖销售。江湖销售讲究喝酒,我们完全是技术销售。所以一旦拱开市场,基础会相对好。

田涛:为什么当时要做市场部辞职的事?

曹贻安:下一步任务要扩大了,你能完成的你就上了,像我这样完不成的就下,很简单,没有那么多弯弯绕。

田涛:你是在专网的,不是在代表处的啊,所以辞职不涉及你?

曹贻安:一样的,任务给丁少华,他说他来完成。而且辞职大会上我也上去发言了,只不过毛生江是念稿子的,我是上去随便说的。

田涛:是年那次,一起去上台的?

曹贻安:毛生江是拿了稿子在台上念的,我属于落后分子在下面看热闹。最后主持人说:“你们还有谁要自由发言吗?”我就上去了。我上去很简单,我说:“50亿我完不成,所以主动下来。烧不死的鸟是凤凰,而我是属鸟的,被烧死了。”我干不了这块儿,但我可以利用我的特长,我技术还可以。

当时我在北京的书店买了一千多块钱的书学习,重点做技术交流,我去任何一个办事处都很受欢迎。然后,底下就使劲鼓掌。我说:“我对‘烧不死的鸟’唯一的体会,就是公司叫我干啥,我就扎扎实实地干啥。”人家又哄堂大笑,我就下来了。

田涛: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曹贻安:老板也笑。

田涛:丁少华接了50亿,真的就按50亿去签了?

曹贻安:做了20多个亿,已经很不错了。

他吹过的牛都实现了

田涛:李一男直接在你手下干了这么久,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曹贻安:技术搞完以后,好多人都辞职走了,李一男算是比较乖的人,他经常会到我和郑宝用家里来聊聊天,加上他确实理解很快,很聪明,所以我最后选择把那个总体方案给他。

田涛:他进来的时候二十三四岁?

曹贻安:可能吧。那时候稍微有些情商,加上本身技术好,能力强,很容易起来。

田涛:他的技术领悟能力确实很强?

曹贻安:很强,他和郑宝用是一样的。

田涛:你觉得他俩在技术上比怎么样?

曹贻安:李一男更谦虚一点。郑宝用是完全不谦虚的,就觉得他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田涛:他俩年龄一样大?

曹贻安:郑宝用大多了。在老板那里,谁走都可以,郑宝用不能走。我是无所谓的人,我技术不行我就搞销售了,销售不行我就辞职了。

田涛:你觉得郑宝用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能够让任总当年那么欣赏他?他的技术能力非常的强?

曹贻安:是的。当时我招过来的一些人,干得好的,每个月都会加工资,这些人后来都提上来了,包括郑树生、费敏、毛生江、杨汉超,都做过一阵公司主管。

田涛:这些人都是公司后来常务副总裁级别的。

曹贻安:徐直军说他也是我招进来的,但是我不记得了。因为他是博士,博士我还说啥呢?肯定是见到就招嘛,还面什么试。郑树生也是,看到简历就招进来了。

田涛:这些人的特点,能不能描述一下?比如说郑树生有什么特点?

曹贻安:郑树生刚从学校来的,肯定什么都不懂。

田涛:也是博士刚毕业?

曹贻安:对啊。

田涛:老郑学的似乎也不是通信专业?

曹贻安:他学信号处理。

田涛:老郑学的信号处理,那是正规的。

曹贻安:正规的,他一来我就让他跟杨汉超做七号信令。

田涛:徐文伟说早期不知道什么叫七号信令,生病住院才拿了一本书在研究。

曹贻安:他们都不知道。

田涛:全公司谁最早懂七号信令的?

曹贻安:你要说懂,我肯定是属于懂的,我知道怎么一步步来做,但是这个项目最早是杨汉超开始做的。

田涛:杨汉超是学什么的?

曹贻安:他是我从别的厂挖过来的。我不知道他学什么专业,但肯定是做通信、交换机的,他好像也是北京邮电大学的。

田涛:老郑有什么特点?

曹贻安:老郑谈不上了,他当时属于小兵,一进来就跟杨汉超干。后来为什么提了,因为他是博士。任何的博士,老板都会想办法提的。见到博士,老板的脸明显笑成花了,喜欢带他们出去。

田涛:杨汉超有什么样的特点?

曹贻安:比较踏实、单纯的一个人,是搞技术的。

田涛:你们是怎么把费敏招过来的?

曹贻安:很简单,是我去人才市场招的。他首先是硕士,而且是清华的硕士,那时候我们能见到清华的硕士,还有什么好挑的呢?想办法把他挖过来。他还嫌我们这里太远,犹豫了非常长的时间不想来,然后我又去做他的工作,他才来了。

田涛:这些都是能人,扎堆在一起没有矛盾吗?

曹贻安:名堂搞多了,你的工资不会动啊。我们不提倡闹矛盾,只提倡业绩怎么样,做出来的东西怎么样。

田涛:结果导向。

曹贻安:你假积极也好,没有关系,就像老板说的,假积极一辈子就变成真积极了,我只认结果。我们早期,包括老板在内,都不知道管理的理论,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弄的。

田涛:其实就是简单,简单的一个标准。

曹贻安:搞多了,曲里拐弯的没用。

田涛:有人这么讲,华为这么多年,脑子复杂的人最后都没能待得住。

曹贻安:对啊,老板也不太喜欢。

田涛:他喜欢单纯的人,简单的人。

曹贻安:老板说真喜欢你就是真的喜欢,他说我们还是聊得来的。

田涛:你怎么评价他?讲讲他的故事?一个是评价,一个是讲讲你印象中的深刻的故事。

曹贻安:老板很多观点很精辟,比如说假积极,假了一辈子就是真积极了。他打肿脸充胖子也是一样的,他每年都会说,我们明年要多少多少销售额,一听绝对就是吹大牛的话,那时有几百家做交换机销售的,你一家根本不起眼的公司,就要做到全国三强。

田涛:年就要做到全国三强?

曹贻安:嗯,当时哪个不说老板在吹牛啊。那时候交换机市场是什么样子,哪些公司的设备好,我们都很清楚。结果第二年你看,就真做成了,打肿的地方就真长胖了。

田涛:每年大家都觉得他在吹牛,结果每年都实现了。

曹贻安:对啊,刚达到全国三强的时候,他就要说要做到世界前三,他没有一刻不往大的说。

他就这种性格,现在还是这样。你以为他是开玩笑,其实他是认真的。老板很早就说,以后大家要在阳台上晒钱。

田涛:阳台上晒钱,现在就验证了。

曹贻安:那时候是年。

田涛:当时他说:“公司什么都缺,就是不缺钱。你们将来买房子,房子大小不重要,阳台要大,钱要用麻袋装,阳台要用来晒钱。”早年的人都有这个印象,确确实实就是这么说的?

曹贻安:就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就当是个笑话,听一听就算了。

田涛:当时没有人信他?

曹贻安:没有人相信,我就想着赚10万块钱退休。

田涛:你觉得他吹这些牛的时候,他自己相不相信?

曹贻安:我觉得他是认真的,而且他确实没有任何私心,每个时期都会有一批员工愿意跟着他干。

田涛:所以整个队伍都在牵引,把十几万有梦想的人现在牵引到什么程度。

曹贻安:包括以前对他有意见的、说他吹牛的客户,现在对他都很佩服。

田涛:我见过一些20年前的客户,现在已经退休了。

曹贻安:但当时客户听到他的话绝对是反感的。

田涛:很多人反感,口气太大。

曹贻安:不谦虚。很多客户都是电信局很牛的人,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都不愿意安排老板见客户。

田涛:老人家那时候吹得那么厉害,你们觉得他真能做到世界前三吗?

曹贻安:谁会认为他做得到?明年连饭都不知道在哪儿呢,还世界前三,没有人相信。那时候的心态非常简单,就是我挣了点钱,不开心我就走人了,而且走也是高高兴兴地走,从来不会别别扭扭。

田涛:早年严格讲是江湖式的。

曹贻安:而且收入比我的期望值高啊!

田涛:我来就是打一份工,你给我的待遇高了,我自己满意了,待在这儿顺心,就待着了。

曹贻安: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当时我们确实是有什么说什么,没有太多怕老板。

田涛:整个公司的气氛非常自由。

曹贻安:是啊,我们叫老板任胖子。

田涛:公开、当面的?

曹贻安:背后叫。当年给杨明峻评奖金的时候,有人给他评得很低,当时会上我就说:“老板,我们现在吃饭都靠杨明峻的HJD48,你不能这样。”老板说:“对,把杨明峻的奖金加上去。”

田涛:当时其实是很民主的气氛,大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曹贻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多怕他,我不高兴的话就走人嘛。

田涛:现在开会我看也不怕,大家有什么不同看法,当时就蹦出来了。

曹贻安:那不行哦,现在老板已经改了很多,当年老板会发飙的。

田涛:早年你们不是有什么事就说什么?

曹贻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从技术口出来的人,不怎么怕老板,市场口的人比较怕老板。

田涛:为什么呢?

曹贻安:你不行立马就撤掉你的办事处主任,换别人。但是技术口的人撤掉了,他就走人,到哪个公司都能干,所以他对做技术的人还是很迁就的。

田涛:很呵护,也很迁就,迁就应该更准确一点。这些人也有个性,说走人就走人了。

曹贻安:老板刚拍桌子,人家马上就说曹贻安已经辞职了。

田涛:然后马上给你个指标。

曹贻安:我去问纪平有没有指标,她说哪有什么指标。

田涛:就很像江湖。你觉得郑宝用能吹,是学的老板还是他自己也是这个天性?

曹贻安:天性。他俩吹到一对去了,还能互相欣赏地吹。

田涛:大多数人还是默默干活的,你吹你的牛,我干我的事。今天想想,没有这样的结构可能也没有公司的今天。

曹贻安:是,那就是短视了,所有垮下去的公司都是这样。

田涛:没有远大的理想,或者没有吹大牛。

曹贻安:他吹牛实际上是给自己压力,要朝这个目标去做。有些企业有点钱就收手了,不想投入研发,珠通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珠通当时的条件绝对可以比华为做得更好,有产品,有钱,而且也是在特区,条件也一样的。

乌耀中:也是民营企业?

田涛:是,珠海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早就没有了。

曹贻安:就是把钱存入银行,以后吃利息就行了,不投入研发。

田涛:鸿年后来的命运怎么样?

曹贻安:早就不行了,它做用户交换机,只能做到一定的市场规模,局用机起来后,各个机关都不用小交换机了,所以那个市场肯定是要萎缩的。

田涛:华为曾经也是珠通的代理商?

曹贻安:不是代理商,它有设备就给到我们卖一些,人家一不供货就完了。

田涛:后来发现你们又在做研发,就更不给货了。华为与珠通比较,一个是吹牛的,一个是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好。

曹贻安:是,珠通当时还被奖励了,奖励了一辆奥迪、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田涛:它是什么时候没有的?

曹贻安:很快,大概两三年就不行了。

田涛:就是后来“巨大中华”一起来就不行了。

曹贻安:因为电信系统设备的继承性是很强的,用户有新的需求它满足不了,很快就跟不上了。华为是成千上万员工前赴后继,研发就是不断地在朝前赴。老板是从什么都没有开始的,而且每一年都在打肿脸充胖子,每一步都会提早做,下一年的发展都会提前铺垫。我们的目光就比较短浅,看不到未来,总认为他在吹牛。

田涛:有人跟我讲,20多年来,他吹的牛没有一个没实现的。

每个月都在涨工资

田涛:你当时管理怎么管呢?

曹贻安:我没有学过任何管理,但是我们的人是非常齐心的。我每个月都会调工资,而且我就睡在公司。租的房子空调都没有,怪热的,公司凉快。

田涛:调工资是你说了算?

曹贻安:对啊,我和老板。

田涛:但基本上是你定?

曹贻安:对啊,就是你愿意定多少就定多少。所以我们的人非常齐心,没有任何人搞名堂。而且只要你出来活儿,马上工资就上来了,不会委屈你的。

田涛:那时候像你这个部门,大概人均每年提工资多少次?

曹贻安:只要干得好,每个月都有提。

田涛:加工资是凭感觉还是凭结果?

曹贻安:我不知道,我拿着名单跟老板讨论这个人这段时间表现是怎么样的,东西出来是怎么样的,我必须要加他工资。每个月都加,基本上也是你说了算,他签字,他相信你。李一男来也一样,我说这个系统必须解决,否则交换机做不出来的。他聪明,第二个月就做出来了,工资马上就从元提到多元。

田涛:老板也是每个月给你加工资?

曹贻安:不一定每个月,经常会加。我刚进公司的时候块钱一个月,第二个月老板给我加到。跟我一起来的哥们儿只加到,我不知道,开会的时候我说:“老板,我啥也没干你就给我加到。我受宠若惊,无功不受禄啊。”老板说:“你别来这套,以后给你0你都会嫌少。”

那哥们儿听了不高兴了,怎么只给他加到,给我加到,后来他离开了。他就是和我一起承包邮电工厂,一起做交换机,一起又来华为应聘的,但没有做研发,公司直接让他到市场去做销售了,他不太愿意,不久就离开公司了。

田涛:到公司一年以后你的月薪是多少?

曹贻安:不记得了,只记得年陈黎芳认识我的时候,是因为看到我的一个罚款。我在市场做销售,有位领导要用我的车,开到内蒙古去,我北京的车不想让他开到内蒙古,我就自己开走了。当时公司规定是不准员工自己开车的,老板说扣你一个月工资,块。我这个人无所谓,我跟老板笑笑就完事了。

田涛:真罚了?

曹贻安:罚!老板对我毫不留情,该罚的时候一定罚。老板实际上是很喜欢我的,他罚我不是说非得整我,而是有教育别人的意义——连曹贻安都罚了,其他人还敢怎样?是这个意思。

田涛:早期你们住的房子在哪儿?

曹贻安:房子是公司分的。那个房子对我没有什么好处,还老要还钱,当时又还不起,还了钱又没钱买股票了。

田涛:那个房子当时有多少套?

曹贻安:一共有7层,一层4户。

田涛:也就是一共不到30套。但是一开始就不是给你的,是欠钱?

曹贻安:不是给我的,就是你有住在那里的权利。

田涛:但是房产不是你的?产权是公司的?

曹贻安:是集体的产权,给你分一套住,总不至于住农民房。

田涛:华为今天的整个改革思路跟20年前是一脉相承的,所有都是货币化。他自己都没有专车,也没有专职司机。

曹贻安:给你的工资、奖金、股票已经体现了。

田涛:这个在二十几年前的中国是不能想象的。聊聊过去艰苦的事。

曹贻安:都是苦的,就没有享受过太多好日子,没有哪一天不是苦的。

田涛:讲几个让你印象深刻的。

曹贻安:每一天都是苦的,只不过我们觉得苦中有乐。就像我天天背着幻灯机,拿着板子满世界跑,我没有觉得多苦。你把市场打开了,产品销售出去了就有成就感。待遇问题不用想,老板天天在那里考虑你的待遇。

田涛:就是你永远不去计较钱的事,不用计较怎么跟公司讨价还价的事?

曹贻安:不用的,老板看着的,他会给你涨。而且我觉得收入可以了,也不会去打听别人的收入是多少,不要自寻烦恼,自己就快乐了。我觉得人这辈子这么一晃就过去了,想那么多烦恼事干啥?只要得到应该得的,期望值达到了,就会很舒服的。

田涛:似乎华为有一个特点,就是员工互相都不打听对方的待遇多少?就这一点,绝大多数公司都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呢?

曹贻安:实际上老板给的收入已经超过期望值了,如果你横向和社会上的人去比,比他们都要好,那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呢?早期的人走,基本是因为压力。

田涛:走基本是因为压力,不是因为互相比较?像你说的那个人是极个别的情况?

曹贻安:对,我无意中说了一下,他在旁边听得不舒服了。老板给人待遇差别很大,能干的拿得多,就更死心塌地跟着干。当时听说莫军一个月能拿,我们多,我心想,要是每月能拿到,干10年我能拿到10万,就可以退休了。

田涛:很多公司早早的,里面的人际关系就很复杂。

曹贻安:对。关键是待遇比期望值高了,大家的心思就不会用在这上面。

田涛:对,这可能是根本的原因。

曹贻安:如果都抠抠唆唆,没有达到期望值的话,就会有很多计较。我觉得任老板的管理理念非常简单,没有那么复杂。

田涛:对,就是把钱分下去了。

曹贻安:对,没那么复杂。

田涛:我访谈了这么多人,不管大家有什么样不同的故事,但是最终都能发现最简单的两点,第一是把钱分好,第二是很放权,我觉得这是两个根本。当然你获得的钱的多少,获得的权力的大小,都跟你的贡献相关。

曹贻安:所以不会对老板有任何意见。你会碰到有些喜欢计较的人,他可能会把其他人都排挤走。

田涛:他们本身大多数也待不住。

曹贻安:大部分人实际上心智都是很单纯的。

田涛:就是复杂的人待不住,简单的人留下来了。

买股票就是赌明天

田涛:你一进来就有股票吗?

曹贻安:刚进来没有,没几个月就给我配了,因为就要到年底了。那时配股票,完全是看你的收入,没有任何理由可讲,你的奖金、工资有多少,就给配多少钱的股。

田涛:其实他是没钱给你吧?没现金。

曹贻安:当然,买不买还是你自由决定的。你如果觉得公司靠不住,股票配了,可以不买。

田涛:有没有人不买的?

曹贻安:有。

田涛:好多人不买?

曹贻安:好多人不买,拿钱走人啊。

田涛:少买是可以的?

曹贻安:可以,你爱买多少买多少。

田涛:从你的角度看,当时配股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

曹贻安:我觉得当时主要就是缺钱,当然,激励也是一个方面。公司本来就贷不到款,大家把现金都拿走了,公司受不了。

田涛:其实这是大实话。

曹贻安:就是缺钱,很简单。

田涛:就是看你账户上有多少钱,然后给你配股,这个配股是年底配吗?

曹贻安:就是年底,年底分红嘛。那时基本每年都百分百地增长,一块钱的股,第二年就分你一块钱的红。

田涛:其实是每年都有分红。

曹贻安:假设你有10万股,分红10万块,他就再给你配10万,你就变成了有20万股,分红的钱也拿不走了。

田涛:不是因为表现什么的?

曹贻安:不是因为表现,就是你这钱别拿走。

田涛:杨汉超跟我讲,有一次老板说:“出门在外,把钱带够,带5万块钱。”然后杨汉超到财务那里去领钱,财务说公司整个账面上都没有5万块。

乌耀中:现在不是了吧?

曹贻安:现在就完全根据你的贡献、表现等各方面情况来配股了,早期不是,就是希望你把钱留着,省得公司到处去求爷爷告奶奶也贷不到款。如果公司垮了、完了,我们就一分钱都拿不到了。我们就是赌徒心理,看你敢不敢赌公司会接着往下发展,因为每年公司都是这么翻倍地给你配股。

田涛:早年你们似乎都不在乎股票,因为那时候拿不到现金。

曹贻安:就是这样的。

田涛:后来拿到现金了,才觉得股票很重要。

曹贻安:我们就是赌。实际上我们搞技术的人很清楚,公司有什么样的产品能卖,有可能接不上,股票就是一张纸。为什么那么多人走?赚了十几万了,就不少了,赶快走。

田涛:杨汉超已经是常务副总裁了,有一年配股他没敢要。他说他好不容易这么多年攒了一点钱,万一公司垮掉了,他的股票全变成纸了。

曹贻安:他觉得已经有那么多股了,够了,还是拿点现金出来稳妥一点,要不然出问题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田涛:会有人谈吗?是我给你配多少股就买多少股,还是无所谓?

曹贻安:配了你自己买不买他就不管了。

田涛:也可以不买的?

曹贻安:对,他给你配了股,买多少自己决定。就是一个心态,周继国就是拿了十几万就走了。

田涛:他一看自己股票值十几万,就赶紧变现走了。我听说历史上所有的人走的时候都能够马上得到现金?

曹贻安:对,没有谁拖欠你的。我是属于不爱买股的人,有钱就拿来花,跟我父母、爷爷一样,我们长沙话叫“餐归餐,一顿是一顿,没有吃就早点睡”。

田涛:对,跟你们家的生活方式有关系。

曹贻安:所以给我配的股,我老是不全买。

田涛:大家其实也不把股票当回事?

曹贻安:不当回事。明年的饭都不知道在哪里,股票说不定就是一张白纸了,当时大家都是赌的心理。

田涛:假如公司在年困难的时候死掉了,股票都变成一张纸了,你们怎么办?

曹贻安: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再去找别的地方打工咯。

田涛:大家都这样吗?

曹贻安:我不知道。

田涛:你是这种想法我理解,这跟你们家的渊源有关系。

曹贻安:我们也不会讨论这些,说真的,我们那一拨人不太想这些不开心的事。

田涛:你判断一下,你觉得多数人会不会闹事?

曹贻安:没有人闹事,都是愿打愿挨。

田涛:还是有人很在乎这个股票的。

曹贻安:那是后来了,早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会干涉公司的决定。要是不高兴,觉得今后收入不保险,就走人了。

田涛:对公司的前途没有信心。

曹贻安:或者是觉得不开心就走了,而且他所有的钱都会拿走。

田涛:退股的时候该退你的钱都给你了?

曹贻安:拿了那么多钱,那就高高兴兴地走,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啊。

田涛:关键是拿这个钱的时候没有打过折,都拿走了。

曹贻安:反正该你拿的钱老板一分不少都会给你。

田涛:那时候人员的流失率多少,你大致判断一下?

曹贻安:还是很高的。

田涛:30%?

曹贻安:具体没算过,不会这么高。

田涛:从你的部门看?

曹贻安:10%左右吧。

田涛:那跟今天差不多啊?

曹贻安:每年陆陆续续都有人走,我们早期的人基本走光了。

田涛:你在公司做到最高的职位是什么?

曹贻安:市场部副总裁,然后是副总工程师,郑宝用是总工程师。也做过公司副总经理,相当于现在的副总裁。

田涛:任总最早的名片就是总经理。你在研发做过什么?

曹贻安:做过副总工程师。

田涛:排在公司第几?

曹贻安:排在第七。

田涛:第七是按工资排的?

曹贻安:按工资排的,按职位也是第七,工资就是跟职位挂钩的。我在华为的工号是,所以我走到哪里,人家问我工号,我都说。

田涛:所以你去英国是合适的。指你是第七个人呢?还是后来给你排的?

曹贻安:后来排的,年按收入排过一次,我排在号。

田涛:年你的月薪是多少?

曹贻安:应该有五六千了吧,横向去比,已经非常高了,你不会去想别的事情的。

田涛:跟社会上比已经是非常高了。一个月块,一年大概7万块。你真正拿到手的现金是多少?

曹贻安:没什么钱,每年股票配了。

田涛:你总是还有点现金吧?

曹贻安:没有,在公司也用不着钱。

田涛:那基本上你的工资都用来买股了?

曹贻安:也不是,刷卡花掉了不少。

田涛:你估计一下一年花出去多少?

曹贻安:大概花出去一半吧。

田涛:你能花掉一半,剩下一半买股票了?

曹贻安:对。那时候我就买一万多块的西装,做市场销售,我就是穿着名牌西装去见人,技术、形象、交流、谈吐等各方面都行,才能得到人家的信任。

他信任弟兄们,但从不讲哥们儿义气

田涛:你觉得任总早期是什么样的领导风格?

曹贻安:很放权,他用你就相信你,即使有人告你的状,他骂你几句就过去了,不较真。我做项目经理的时候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住在哪儿,吃什么,甭给他报告,直接过来报销就行了。他不会过问,充分信任你,当然你也不会滥用职权。但是他不用你的时候,一脚就把你踢跑了。这大家也理解,人家是老板,做生意,不可能跟你讲哥们儿义气。

田涛:早年就不是讲哥们儿义气的那种?基于结果,而不是基于人情、关系这些?

曹贻安:如果基于关系的话,你能混就留着,但是提不起来。

田涛:待遇也不会明显增加?

曹贻安:不会增加,就维持你的待遇就行了。而且那些人的待遇从理论上来说已经足够了,因股票收入已经很高了,与新进来的人一比,股票收入占了一大块。

田涛:大家服他的管吗?

曹贻安:那没得说,谁都服他,不服的就走了。有的小孩年轻,跑到这里来做出一个东西,觉得自己能干,就出去做,另起一摊。刚开始出去的时候好多人都雄心壮志,做得很大,一搞就租一层楼,也像老板一样大手大脚的,结果一弄,发不出工资了。

田涛:就都学了个表面,对吧?

曹贻安:对。就发不出工资了,很难的,华为出去的我没有见过有很成功的。

田涛:真的很奇怪,20多年来出去了那么多人,似乎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成功的。

曹贻安:没有学到老板的真谛在哪儿。而且我觉得老板不只是管理,还真是每一点都能够接上,万一08机没赶上趟儿,没有拿到入网证,公司就没有任何产品可卖了。

田涛:对,我也听别人说,每一个节点的命运很好。

曹贻安:早期如果像现在这么复杂,什么都搞不了了。老板这个度把握得非常好,到什么时候该引进什么样的管理。公司要向国际化大公司发展,没有这些管理流程跟上的话,也发展不了。所以每一步老板都看得很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看了大量的书,每天会接受大量的知识,过目不忘,一目十行,一本书,他一两个小时就看完了。

田涛:我跟他出去,就发现,同样厚的一本书,我看三天,他在飞机上就看完了,看一页撕掉一页。

曹贻安:他绝对能把核心抓得紧紧的,我们开技术研讨会,他就坐在旁边听,但他能用他的语言总结出来。

田涛:对,他用他的语言去讲技术。

曹贻安:他在不断提高,大量看书,并没有坐在那里天天沾沾自喜。那些书看完以后他会灵活应用,毛泽东的书他也看,毛泽东的思想他都很清楚的。

田涛:真正的《毛泽东选集》,他应该在部队期间看的。

曹贻安:对啊,他早就看完了,当然现在不会再看了。

田涛:你觉得他的管理更偏中国的还是西方的?

曹贻安:我觉得就是他自己的管理思想,他不会把自己划分到哪个流派。

田涛:有些人就认为他学的这个,学的那个,其实对他来说,就是对他有用的,就是实用主义。

曹贻安:这么多理论,对他来说,想吸取的就吸取,不想吸取的对他没用。当然他会学习人家很多管理方法,但不会照搬任何一个东西,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照搬。

田涛:你经历了早年时期,还认为他伟大吗?

曹贻安:当然,毫无疑问。你别看现在有些人学他的管理,其实学不到他真正的精髓,那是他天生的,骨子里就有很多灰度的管理直觉,当然他也在大量阅读和不断改进。

田涛:尤其是灰度,很难把握。

曹贻安:这就是艺术。

田涛:艺术就是靠感觉了。

曹贻安:科班出身的,你来管两下?马上就死了,不是那么回事儿。老板动不动就骂人,你光学他这个是没有用的。

田涛:有没有碰到过把谁骂得翻脸的?

曹贻安:有啊。

田涛:你跟他翻过脸吗?

曹贻安:有过,他骂我的时候我当时就翻脸了,我说我不干了,翻过脸他反而不骂了。

田涛:这是哪一年的事?

曹贻安:早年的事了。

田涛:他骂你的次数多不多?

曹贻安:不多,搞两次就不骂了。

田涛:惹不起了?

曹贻安:不是,没有什么好骂的,我们都在玩命干活,你骂我什么?我很简单,你不让我干,OK,我不干了,我玩儿去了。有段时间,我每天一看没啥事,就打高尔夫球去了,他一看我晒得漆黑漆黑的就知道我玩儿去了。

田涛:公司不是不让打高尔夫球吗?你还打?

曹贻安:那是后来不让。

田涛:你最早是哪一年开始打高尔夫球的?

曹贻安:年吧。

田涛:年就开始打高尔夫球啦,中国第一批。

曹贻安:老板知道我喜欢玩,知道我喜欢打高尔夫球。

田涛:所以他尽管有规定,也有例外的,这就是对不同个性的人也有例外的。

曹贻安:从来没有规定不让打高尔夫球。

田涛:规定了啊?

曹贻安:没有,那是后期了。各个办事处开始打球的时候,孙总说我们不务正业,才开始规定不让打高尔夫球。早期没规定,哪有那么多规定,就是规定不让开车,罚了我一下。

田涛:打高尔夫球之前是没有规定的?

曹贻安:没有规定,我还去跟他打过几次呢,他就是打9个洞。他买了一张会员卡,叫我陪他打过几次。

田涛:实际上坚持不下去。

曹贻安:打不起来,他的目标是走路,锻炼身体,对打球兴趣不是很大。所以很简单,你不让我做,我就去玩儿,你让我干,反正我能干好,我在华为属于另类。

田涛:像你这样另类的人也不少啊,有一批,很多人有个性。早年有没有人挑战他?

曹贻安:没有,想挑战他的人都走了。

田涛: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很多公司都有这个问题,做到一定阶段,能人挑战一把手。

曹贻安:那个时候机会也很多嘛,我到别的地方也有机会。

田涛:合不来就走了?

曹贻安:对啊。那时候机会很多,如果是硕士,又做过研发的人,到哪儿不能做研发?

田涛:知识分子不好管。

曹贻安:对,知识分子很多时候只是要得到认可。

田涛:早期离开的那些人最后发展都怎么样?

曹贻安:没有一个好的。

田涛: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曹贻安:他们哪有老板的管理能力啊?他们没有任正非这样的本事,这个本事就是把这些人都拿捏得恰到好处,每个时期总会有人拼命干活。

田涛:他的管理水平你能给他总结个一二三吗?

曹贻安:我要是能总结得出来,我就是大学毕业,有理论水平了,就能写了,我没有这个水平。

田涛:为什么这么多年离开的人,包括十多年前离开的,没有人怨恨他?

曹贻安:没有什么可以怨恨的。老板对你各方面能力的认可,已经体现在薪酬上了。老板不是那种小里小气的人,所以离开的人不会对老板有任何的想法,可能确实感觉不舒服,那就走了。而且都是自己要走的,出去的大都也混得不怎么样,还是觉得在公司好。

田涛:有意见主要是对主管有意见。早年有没有开过人?你有没有印象?

曹贻安:基本都不主动开人的,能力弱的得不到重用而已。当时每个人都在升,如果你老不升,感到不舒服就自己走了。只要你有能力,都会得到提拔的,任何一个部门都缺人。

田涛:这确实是管知识分子的一个办法。很多公司员工离开的时候都对老板怨气很大,华为的人很奇怪,离开的众多人,包括高级干部、基层员工,都没有人对他有怨恨。

曹贻安:都是自己走的,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是提拔有能力的人,你跟老板拍马屁没用,跟我们那一层拍马屁也没有用,明摆着,东西要出来。

田涛:天天表忠诚没有用,要的就是结果。

曹贻安:结果好,提工资、提职位,哪个部门缺人就调你。能力不行,老是提拔不上去的,如果你不愿意走,也可以留下来,那你的心态就要能接受,就只能干好手头这份工作。老板是不看关系的,所以离开的人怨不到老板身上,跟他拍马屁,经常一脚就被他踢回来了。

田涛:所以不了解情况的人去拍他的马屁,他完全不理你。

曹贻安:有一个云南的老板,搞BB机赚了很多钱,在当地很火,有一次碰到老板,他就说之前差点进了华为,他就是想表示一下华为好,结果老板说:“你到华为来干什么?你到华为来早就死了,没饭吃了。”根本不理你这一茬。

田涛:这两年我看别人拍他马屁的时候,他客气多了,但是也表现出不高兴,过去经常把别人喷回去。

曹贻安:对他就是工作好就行了,其他东西对他没用。

田涛:早期老板和你们聊天多吗?

曹贻安:和老板聊天也不多,他偶尔会光着脚,提着鞋,到我们那儿聊会儿天。

田涛:送汉堡,好多人说有这个印象。

曹贻安:我没有印象他买过什么汉堡,反正你想吃什么你出去吃就行了。但是我们用不着出去吃,不用花那个钱,食堂很好,犯不着出去。当然我们经常去外面吃大排档,尤其是我们在16栋做研发的时候,没有食堂,每一餐都在外面吃。

田涛:他请你们出去吃吗?

曹贻安:发票拿来报销就行了。他偶尔过来吃一顿,不太干涉你,你爱干啥干啥。

田涛:不干涉,都是这么说的。

曹贻安:嗯,你爱干啥干啥,也不会审查你的发票,你报销就行了。

田涛:闭着眼睛签?

曹贻安:对啊,会有人告状,但是他不审的,从来你报多少就多少,我们也不作假。

田涛:下面定薪水,都是你定的吗?

曹贻安:定完之后还是要老板签字,他不签肯定提不了。只是进人、招人不用他签字,人事部只认我的签字。

田涛:其他部门也这样?

曹贻安:其他部门招人也由经理签字确认。

田涛:过去你招人有没有现在那么复杂?

曹贻安:没有,你看得顺眼,签字就进来了,而且我们也没有招过自己的亲朋好友进来。

田涛:你招了他也不管吧?

曹贻安:不管,招进来就得干活的啊,能招到人都不错了。

田涛:有没有招进来很后悔的人?

曹贻安:没有,每个人都有他的能力和特长,我用他的长处。

田涛:早年有没有招进来有些很难缠的人?

曹贻安:没有,我没有碰到过。有小心眼的,觉得不舒服就走了。像我们这些人一看到“芭蕾脚”广告,就会觉得很震撼。因为我们是拼出来的,现在刚进公司的小年轻肯定是不理解的,怎么要把我折腾成这只“烂脚”,肯定不干。

田涛:理解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画面太刺激了。同样两个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看到那个画面就说:“怪不得美国怕华为。”另一个经济学家说:“哎呦,看着有点害怕。”同样是害怕,一个是视觉上感觉不舒服,因为是烂脚,另外一个是震撼,这两个经济学家说的时候我在现场。

曹贻安:我在的那段时间,感觉大家的奋斗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你通过努力做出成绩,马上就可以得到提拔,收入、待遇马上就提升了。是不是现在收入、待遇跟不上了?

田涛:现在员工收入在全球范围内比还是很有竞争力的,现在的人可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曹贻安: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用想这些事。

田涛:还是跟每一代人不一样有关,那一代人单纯一点。那时候家里都穷,在中国华为的收入相对是最高的,年纪轻轻20多岁就被提拔起来了。像你这种还算少的,你还在其他单位工作过,过来被委以重任是可以理解的,当时你也很年轻啊。

曹贻安:是,30多岁。

田涛:很多人就20多岁,从学校一毕业就被委以重任,那是不一样的。

每到一个国家,就弄丢一个人

田涛:你没有学历,怎么管理手下的博士、硕士呢?

曹贻安:他们遇到的问题你能解决,他们就佩服你。很简单一个例子,我和一位清华的硕士去埃塞俄比亚,我安排他给我当翻译,他当时跳着跟我说:“我清华的,提笔能写,张口能说,给你当翻译?”然后我们去见一个部长,这位部长是埃塞俄比亚人,但他是北京大学留学的博士,会中文。

这位同事进去后自己说了半天,人家没理他,后来我发现部长能说中文,我用中文直接跟他讲,他马上就说,他不是管通信的,但可以介绍管通信的部长来跟我们见面,建议那位部长来安排技术交流。从这以后,这位清华硕士才我说啥他翻啥,否则的话,他看不上你的。

田涛: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去海外的?

曹贻安:我是属于想得开的人,我不争。我就做我能干的事情,能干就干,干不了就离开。我年就开始在国外跑了,公司把我放到拉美,但我不会英文,做什么事都要通过翻译。

田涛:我知道到海外去,很多人英文都不行。

曹贻安:是啊,我更差。当时我带着七八个人去拉美,跑一个国家就丢一个,因为各种原因回国了,最后就只剩两个人了。

田涛:你是第一个去拉美的?

曹贻安:不是第一个,但是像我这样大规模带着人去做技术交流的,是第一批。当然前面像刘学敏他们已经派出去了,但他们不是搞技术的人,只是建一个办事处,连运营商是谁都不一定知道。

田涛:见不着人?

曹贻安:见不着,你跟人家怎么交流?

田涛:刘学敏是去拉美的第一个?

曹贻安:是去巴西。

田涛:是巴西代表处的。年?

曹贻安:年吧。

田涛:你不是去代表处,是去做技术交流?

曹贻安:不只是做交流,我是负责拉美地区的。

田涛:常驻巴西?

曹贻安:对。

田涛:待了多久?

曹贻安:半年多吧。我们七八个人,去一个国家走一个,最后就剩俩了。当时巴西有世界杯,巴西人全都看球去了,然后又遇上我们的春节,我觉得没什么事干,就要回来,但老板不让我回,我把手机一关,就直奔机场。

田涛:什么叫“到一个国家走一个人”呢?

曹贻安:他们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回公司,不想在那儿待,苦嘛。比如说家里有啥事啊,必须要回,各种各样的原因。

田涛:你作为领导也跑了?

曹贻安:我作为领导也跑了。

田涛:全球化早期有多难?

曹贻安:连运营商的名字都不知道,找谁去做技术交流?

田涛:在所有国家都没有见到客户?

曹贻安:后面都慢慢见着了。

田涛:那几个月都见着了?

曹贻安:对啊,后来慢慢开始做了。

田涛:回来怎么办?

曹贻安:回来老板让我写检讨:“你手机都敢关?我不让你回来,你居然把手机一关就跑回来。”臭骂我一顿。

田涛:回来干什么呢?

曹贻安:回来就给他交辞职书了。

田涛:回来就辞职了?

曹贻安:没多久就辞职了,因为要跟陈黎芳结婚。

田涛:当时公司规定夫妇两人不能同时在公司。为什么陈黎芳不辞职,而你辞职呢?

曹贻安:我不辞职我得在拉美干啊。

田涛:在公司没有谈判的余地?回来以后在国内干?

曹贻安:哪有谈判,派你去拉美你就在拉美干,除非辞职。

田涛:结果可能感情就吹了。辞职以后没有自己干活?

曹贻安:怎么可能干?不会再干了。我年辞职,年我们儿子就出生了,接下来全是我带儿子的经历了。公司每年都有非常多的麻烦,加上竞争对手一直没有消停过,每年都在应付这些事。

儿子2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他去了北京,陈黎芳在上面见客人,我带着儿子在下面玩,在商场里转。儿子饿了,打个电话,陈黎芳下来喂喂奶,喂完奶,我带着儿子继续在商场里转着玩,困了就让他在小婴儿车上睡一会儿。

田涛:这都是很感人的细节。

曹贻安:就这样。

田涛:孩子一哭陈黎芳就要喂奶?

曹贻安:陈黎芳就喂个奶,喂完奶她该干吗就干吗去,我就带着他到处转。

田涛:我知道那时候有很多不容易的事,很多都是陈黎芳处理的。

曹贻安:对啊,她跟我的性格有点像,也不抢任何功劳的。

田涛:她永远是做完事情躲在闪光灯后面。

曹贻安:对,做好该做的事情就行了。

田涛:最艰难的是年……

曹贻安:没有最艰难,每一年都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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